文学大师笔下的端午

　　沈从文笔下的端午节是最浪漫的，小说《边城》从一开始就描写了边城端午节的热闹场面：“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与过年。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皆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

　　对端午日赛龙舟和捉鸭子的场景，沈老更是下足了笔墨，“划船的事各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十二个到十六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支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即刻蓬蓬镗镗把锣鼓很单纯的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牛皋水擒杨幺时也是水战擂鼓。……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五百响鞭炮。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节日的愉快起见，便把三十只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膊上缚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泅水的军民人等，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边城在沈从文的笔下，端午节龙舟竞赛和捉鸭子的热闹场面，活灵活现展现在人们眼前不禁令人浮想联翩。

　　汪曾祺的散文充满“生活味”，《端午的鸭蛋》也是最有滋味的一篇，字里行间满溢了对家乡的怀想。“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

　　具体到“端午的鸭蛋”，汪曾祺更是记忆深刻：“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

　　除了怀念家乡的“高邮咸鸭蛋”，汪曾祺还在文中回忆了他小时候过端午的情形，其中“用雄黄酒在小孩额头上抹王字”、“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送符送扇”、“端午要吃十二红”等习俗。

　　老舍的端午诗是最富感触的，“苦中作乐”。抗战初期，著名作家老舍在武汉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武汉沦陷后，“文协”迁到重庆，1942年在友人吴组缃家过端午时他感慨万千，写下《七律·端午》（二首）：其一，“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着旧衣裳。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前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其二，“小江脚短泥三尺，初试新鞋来去忙；迎客门前叱小犬，学农室内种高粱；偷尝糖果佯观壁，偶发文思乱画墙；可惜阶苔著雨滑，仰天踬倒满身浆！”身处抗战最困难时期，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即使是端午节，也看不到任何节日的氛围。当年在重庆的作家们，收入微薄，囊中羞涩，生活拮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区人们生活的惨淡。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的代表作，她童年在古城北京度过，而立之年后赴台湾从事新闻和文学创作。她笔下的端午缠粽子非常富有童趣。她在《我的童玩》中讲述了幼时用丝线缠粽子的游戏。用丝线缠粽子，是旧时北方小姑娘用女红材料做的有季节性的玩具。先用硬纸做一个粽子形，然后用各色丝绒线缠绕下去。“配色最使我快乐，我随心所欲地配各种颜色。粽子缠好后，下面做上穗子，也许穿上几颗珠子，全凭自己的安排。缠粽子是在端午节前很多天就开始了，到了端午节早已做好，有的送人，有的自己留着挂吊起来。同时做的还有香包，用小块红布剪成葫芦形、菱形、方形，缝成小包，里面装些香料。穿起来加一个小小的粽子，挂在衣服上，走来走去，美不唧唧的。”这样的端午节，充满了无限的乐趣。

　　以端午节为题，却无半句描述有关端午节的文字，这便是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端午节》了。小说塑造的是一个表面上进步、骨子里落后方玄绰一个旧知识分子形象。而在中国的传统里，屈原是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端午节又是纪念诗人屈原的。用端午节作题目，更加讽刺了主人公的浅薄和市侩，又使端午节赋予了更深的内涵。（史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