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云：写字是我最得心应手的“女红”

中华国学德育经典系列书影

孙晓云书国学经典·大学（局部）

　　陈曦

　　三岁开始写字

　　孙晓云成名早，上世纪80年代即具有全国性影响力。作为当代著名女书法家，其声望不仅来自于持久的书法实践，还在于她在书法理论上所贡献的“一家之言”。这两年，孙晓云盼来了不用坐班的日子，终于可以埋头写字。作为南京的一张名片，南京人对孙晓云耳熟能详，连她自己都觉得，“我已经没什么可值得采访的了。”

　　孙晓云的外公叫朱复戡，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书画金石名家。曾经，泰山刻石只剩下十三个字，没有人能恢复，朱复戡按照李斯的原文和剩下的十三个字，将泰山刻石的其他字形完全恢复出来了。他对古文字非常熟，过目不忘，当年被誉为“三代鬼”（夏、商、周）。“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挽救“国宝级”人物，还专门提到他。

　　就像习武之家都得会翻几个跟斗，梨园子弟都会来几嗓子，孙晓云从小就学书法，看来也很自然。

　　三岁开始写字，六十年笔耕不辍，如今的孙晓云，以“一本好书，一手好字”初步完成了她的使命：把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完整地继承、呈现并传承下去。在日复一日的笔墨实践中，疑问越来越多，这些疑问推动她不断深入探讨，对书画进行循本溯源，开始思考、体悟和寻找正确的书写方法，成就了一本独特的书法专著《书法有法》。而从2015年开始，孙晓云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另外一个大工程——小楷手书传统国学经典“四书”。她说：“ 我现在60多岁了，如果再不抓紧写小楷，写一些精致的东西，机会将越来越少，所以我还是有危机感的。”

　　高中生“博导”

　　孙晓云不喜欢自己过去的“成果”，无论是作品还是文章。展览上见到自己的字挂在那里，扭头就走，像做错了事。她不欣赏自己，一直在否定自己，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不是不自信，她恰恰是个很自信的人。“不自信的人，才恨不得别人天天夸自己，所有的自信都源于觉得自己还不够好，相信自己会做得更好。能好到什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

　　外界对女书家的误读和偏见，也造就了她这股不服输的劲儿。1985年，三十岁的孙晓云，作品参加全国妇女书法展，评委们看了孙晓云的字，不相信竟然出自一个年轻女子的手笔。后来验明正身，确信是本人所作。曾经有一位香港收藏家看到孙晓云的字，很喜欢，希望买一些作品收藏。见到孙晓云本人，他一看是个女子，很意外，就提出让孙晓云当场写字，孙晓云就写了，这个收藏家才相信。说起这些经历，孙晓云很感慨，“书法太男性化了。尤其是行草，所需的果断、力度、大开大合的气场，都不是女性轻易所能把握。历史上女书家大都擅书小楷，罕见写行草书的”。

　　孙晓云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也愿意下狠劲，后来做管理工作很多年，担任江苏省美术馆馆长、省书协主席，还是全国书法界的党代表，开阔了她的眼界和心胸。这些历练体现在书法作品中，形成了孙晓云刚柔相济、气度不凡的书风。

　　当今社会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是，在享有了一定的身份地位后，学历往往也唾手可得。可孙晓云从没想过要给自己增添那道光环，她的最高学历一直是“高中”，这也不影响她在中央美院带博士生。她在《书法有法》的自序中写道：我曾考过两次大学，都泡了汤。没有大学学历，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很多事都为此受影响。好在并不影响我学习研究，并不影响我写字。提起这个“博导”，孙晓云却说，“我觉得头衔并不重要，你是博士、博导又怎样呢？华罗庚连高中都没有上过，照样成了数学家。我这些年一直信奉：不是看自己说了什么，而是看自己做了什么。我一直锁定自己的身份——书法实践者。我的实践，包括实践的理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是我的幸运。”

　　“书法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孙晓云处事低调，平时不爱抛头露面。她说：“我就是一个平常的家庭妇女，不喜欢开会，不热衷社会活动，喜欢宅在家做家务，把字写好，和我要把饺子包好、把菜烧好，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书法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而生活中只要是需要动手的事我一定特别感兴趣。前几天在常州参加一个妇女活动，要切蛋糕，三层的，我看不得别人切，一把就把刀抢过来，我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切成一块一块一样大小，送到每个人的手里。书法是典型动手的艺术，所以最能吸引我。”

　　孙晓云有个著名的书法“女红”的理论，即把写字归到“女红” 一类。她认为，每天都要写写字，这个感觉，就像打毛线、烧菜一样家常，成为自己最心安理得的事情。

　　当然“女红”这个概念，取的是“女红”的心态、女红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女红的技艺。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二十世纪，女性获得了跟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各行各业都有优秀的女子。可是，在现代社会中，如何保持女性自身的特质和精神追求，却成了摆在现代女性面前的新问题。

　　作为一个职业女性，孙晓云体会很深。她常年跟老人生活在一起，在家里她是贤妻良母，穿针引线、烧菜做饭样样拿手，在单位，在社会上，则跟男性一样承担着许多社会工作。在这样的双重角色中，孙晓云感受到现代职业女性的困惑和矛盾，她也看到很多女性顾此失彼，失了女子应有的本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孙晓云提出“女红”的概念。

　　“我一直在想，女性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怎么样做才能过得踏实，过得心安理得，过得有寄托。有些领域和分工，从生理和心理上来看，并不是女人不愿做、不想做，而是不适合去做。女性能够发挥自己的强项，有男人没有的追求，有独立的精神，这就是‘女红’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倡所谓“女红”，并不是要求现代女性去学绣花，学编织，会烧饭，“女红”只是一种姿态——以最适合女性生理心理特点的生活方式，在家庭、社会中保持最舒适的位置。这是孙晓云对女性的理想，也是她努力追求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