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河北｜​乡土百工话蔚州

大德庄宅院砖雕

　　中国工艺历史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巧夺天工之美，而蔚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传承着精美绝伦的百工技艺。乡间手艺人和乡间手工制品是传统乡土生活独特而重要的标志。

　　蔚州大地上的工艺种类、工匠行当极其丰富，既是当地劳动人民智慧和才能的结晶，也是历史和地域的独特产物。

　　各有秘笈的“能工巧匠”

蔚县清代《百工图》壁画 （图片由蔚县博物馆提供）

　　古老蔚州的匠人门类之全、分工之细在中国北方乃至全国都是比较突出的，涵盖各行各业，创造了独家秘笈，绘就了民间百味的乡土文化，也孕育和滋养着古老的蔚州文脉。

　　自古以来，蔚州的匠人包括木匠、石匠、泥匠、铜匠、铁匠、锡匠、画匠、麻绳匠、加工毛皮的毛毛匠……种类数不胜数，所涉及范围，吃穿住行、日用家摆，无所不包。各种行当还都有细致的分类，如木匠就分为：大木行，细木行，车匠，耧匠，犁匠，做韛的韛匠，做针锥把、针葫芦、木碗、响门的旋匠，拉笼圈的木匠，雕龙刻凤的牙子匠等。同是石匠有做石磨、做石碾、做碌碡、刻凿砘耠砬子、刻石碑、开凿石条之分，就是做石磨也有做磨油、磨面、磨香、磨曲、磨豆腐、磨粉之别，并且各有各的窍门，各有各的工具。这种精细的分类也使得蔚县的匠人历来在技艺上精益求精。

　　蔚县的手工艺还有着强烈的地域性、村落性和家庭性。南山林木多，于是南山脚下一带编筐、编篓子、编笼等的编织业发达，小木货加工的匠人特别多；西北山一带有类似高岭土的坩子土和丰富的煤炭，于是烧砂锅、烧瓦盆、烧大瓮、烧砖瓦等烧制业发达，烧窑匠人、捏制匠人特别多；河川区盛产白麻、苇子，于是麻绳匠、席匠等多集中在壶流河两岸及吉家庄、白乐一带。而当一种技艺在一个村子里流传开来后，几乎就是家家效仿，就有了哪个村的什么匠之说，如：小贯头村的泥匠、仰庄的旋木匠、陈家涧以及黄庄一带的席匠、南张庄的窗花匠等都远近驰名。但每一家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笈，绝不外传，如西北江的铁匠就有“平家铁锨王家锄”之说。

　　昔日的蔚州，除有常年干活的专业工匠艺人，更有大量季节性干活的兼业工匠艺人，他们农忙下地是农民，农闲在家是匠人，形成冬工夏农的兼业生产。

　　乡村间的小手艺人们

吕家庄皮影

　　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工匠和手艺人，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分层中一直处于底层，在人们的传统概念中似乎也并没有给这一行业很高的社会认可，而在蔚县的农村中，却有句俗话叫“是艺三分高”。

　　乡间生活的贫困和窘迫曾是早年间农民选择从事手艺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只能自己动手制作日常生产用具和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以尽可能地减少开销。除此之外，还要想方设法学习一些特殊的技艺以贴补家用。

　　齐白石先生曾记述过自己早年间的学艺经历：我母亲为了开门七件事，整天地愁眉不展，祖母宁可自己饿着肚子，留了东西给我吃。我是长子，又是出了师学过手艺的人，不另想想办法，实在看不下去。只得在晚上闲暇之时，匀出工夫，凭我一双手，做些小巧玲珑的玩意儿，第二天一清早，送到白石铺街上的杂货店里，许了他们一点利益，托他们替我代卖。我常做的，是一种能装旱烟也能装水烟的烟盒子，用牛角磨光了，配着能活动开关的盖子，用起来很方便，买的人倒也不少。

　　和华北的许多贫困农村类似，蔚县地处冀西北的山间盆地，降水量少，十年九旱，农业收入少，难以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每家每户都想另辟一条非农业的路径，填补农业收入的不足，赖以生存。这是蔚县工匠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自古以来，中国乡村中的家庭大都要以农为本，但为了使家业延续，子孙不致冻饿，也多要求子孙根据自己的情况，“士、农、工、商各执一业”。明代许相卿提出：“农桑本务，商贾末业，书画医卜皆可食力资身，人有常业，则富不暇为非，贫不致失节”（《许云村贻谋》）。所以，实际上在许多农民的观念意识中并没有完全把“以农为本”绝对化，建立和延续家业更主要的是靠家有常业。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并不是完全专一务农，各种手工业劳动和小手艺一直是农民在农闲时贴补家用兼干的重要行当。而在整个蔚县，这种兼业现象广泛地存在着。

　　中国乡村的农民在这些手工业劳动中，同样保持着农业劳动中的兢兢业业和精耕细作，手工业中工具和装备的原始，由工人的耐心和技巧得到了弥补。兼业使得乡间的手艺人在乡村内外具有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承认。比如在由文人编撰的文献资料中，剪纸艺人或有关剪纸的内容在记述翔实的二十卷蔚县县志中鲜有记载。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民间剪纸艺人中，只有明清人的笔记和地方志中偶有记载：

　　“赵萼，嘉靖中制夹纱灯，以剡纸刻成花竹禽鸟之状，随轻浓晕色。溶蜡涂染，用轻绡夹之。映日则光明莹彻，芬菲翔舞，恍在轻烟之中，与真者莫辨。”（《苏州府志》）

　　“沈羽宸，长兴县人，寓居青镇，善画，装夹纱灯尤精致，其人物花鸟，俱有飞动之势，名震长安。”（章铨《吴兴旧闻补》）

　　“石女，张蔡公之女也，有巧思，与人接谈，袖中细剪春花秋菊、细草垂杨，罔不入神。其剪制香奁，绝巧夺目，得之者珍藏焉。”（《保定府志》）

　　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工匠和手艺人，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分层中一直处于底层，在人们的传统概念中似乎也并没有给这一行业很高的社会认可，而在蔚县当地的农村中，却有句俗话叫“是艺三分高”。在这里，不管谁家请了什么手艺人，都待之如上宾，烧茶斟水，酒饭招待。在社会交往中，手艺、匠人往往占先。男婚女嫁，女方总愿意找个有手艺的小伙子；人们有儿子，即便供不起读书，也要勒紧腰带，供孩子学点儿手艺，以求将来安家立命。在这些手艺人生活的乡村，他们会得到更多的认可。

　　流动的蔚县手艺人

泥塑作品

　　仔细审视中国的乡土世界，乡土与外部更为广阔的世界从来都未曾决然地分离开来，这种对接是细密而长久的，而乡村中的手艺人是村落中倾向于流动出去的群体之一。

　　从南到北，这些手艺人凭着一技之长，离开他们久已谙熟的故土，投奔到更远的地方。“江苏的兴化，过去聚居着许多面人世家，其手艺数代传承。这些艺人常常乘着自备的小船，带着妻儿，流动到苏南、上海、浙江、皖南一带，以捏面人为生。其中有些艺人习惯跟随在‘戏班船’后面跑码头，戏班到一处上岸唱戏，他们也上岸献艺，故他们特别擅长捏戏剧人物。”

　　当年，那些被老北京人称为“玩意儿”的林林总总的民间手工艺品，和形形色色靠卖艺聊以谋生的艺人，以及五花八门的特殊行业，云集在被人们视为京都最繁华的闹市区的前门，也拥挤在穷苦大众底层生活的象征地——天桥，成为老北京风情中富有特色的旧照和市井生活的一个缩影。民间工艺和工匠艺人成为这个大都市旧日写意的重要一笔。迢迢的乡土阡陌与都市中的街头巷尾在民间艺人的游走和叫卖声中变得切近起来。而在当时，这些手艺和民间玩意儿对于乡村和艺人来说是谋生之需，而对于都市来说，则是最为廉价的娱乐和消遣，它们提供了一条贯通两个文化空间的路径，乡土和都市在这双方面的社会需求下跨越了地域和文化的界限而得以衔接起来。

　　几百年来，在张家口一带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是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蔚县人”，还有人用乡村俚语诙谐地说，“蔚县人尿泡尿捏个狗哨都能卖钱”。这些虽然生活在乡间村堡中，但终日仰仗着他们的手艺往返于坝上、口外和京津大都市中的蔚县人颇为多见。对于这片在农业之外兼干着多种多样的小手工业来维持生计的村民来说，他们并没有完全秉承金生粟死的观念，而蔚萝川下的这片村堡也从来都不是他们的手艺和生存的界限。

　　蔚县周围绵延的群山中迂回蜿蜒着多条通达的古道。在没有机动运输工具的时代，这些古径一直是华北平原与山西黄土高原、蒙古大草原间的通商要道。这些如今岑寂的古径当年来来往往地行走着蔚州人独特的运货队伍“高脚骡帮”，在以前它们是作为沟通蔚县与外界的主要运输工具，在郑家庄、上苏庄、北口等村甚至出现了拥有百匹以上的骡帮大户。而为了供养这些来来往往跑运输和做买卖的骡帮，沿着古径的村堡开设的草料大店、留人小店、煎饼铺、饭铺、豆腐房、医药铺、杂货铺等琳琅满目。“高脚骡帮”们穿行于乱石巉岩、往返于盘陀曲径，昼夜络绎不绝，它们南下时运出去了草原的皮毛，蔚县的煤炭、白麻、药材、小米、大缸等物资；北归时主要驮回来了花生、红枣等杂货，中原的小土布、棉花，山南的红枣、柿子、核桃等山货。蔚县随之成了关内外物资交流的集散中心之一，既而崛起了八大集镇。

　　蔚县商业历史悠久，最早源于粮食交易。当时的代王城是代国的都城，诸族杂处，经济发达，便开始有了粮食商号、饼铺、粉店、油行。“农有余粟，则以易布，女有余帛，则以易粟”，从农业开始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启动了蔚县当地的商业，而其发达的手工业，奠定了商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商业的繁荣则又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壮大。

　　蔚县传统的小手工业总是和商业结合在一起。蔚县历来就有纺织、织毯、染布、饼面、豆腐、榨油、泥瓦匠、雕刻、石工书画、铜匠、铁匠、编织柳条等30多个行业。过去，蔚县的商业多为私营中小型商业和小商贩，数量较多。据统计，上世纪二十年代，全县有20多种行业近700户从业者。行业有缸行（制酒）、当行、杂货行、盐行、纸行（麻纸、草纸）、毡帽行、裘皮行等。其中缸行、当行、杂货行为三大行。杂货行分货店、货铺两种，货铺零售，货店大宗批发，远销各地。另外，蔚县生产加工的小木货如杈、耙、木锨、把柄、地磨等，除满足县内需要外，还大批运往坝上、内蒙古等地；麻行生产加工的麻绳远销京津和京东一带。

　　传承发展的“土味”技艺

南安寺塔（图片由蔚县博物馆提供）

　　繁荣的商业颐养出这一方水土上的安居乐业，多地域文化的交融影响着蔚县古堡间的乡土手工艺不断繁荣发展。

　　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蔚县工业几乎全部是传统的手工业，门类比较齐全，遍布全县。这些小型商业大部分是夫妻店、父子店和个人经营的小门小店，有的就地取材，加工出售；有的转手倒卖，取得利润。规模更小一些的还有四乡八镇上的各种流动摊点：荞面饸饹、黄糕肉菜、甜糊糊、土豆粉皮、豆腐干、糖大饼、糖麻叶儿、日用小百货、笼箩等。

　　蔚县商业的异常广泛和活跃,带动了蔚县庙会和集市贸易活动的繁荣。旧日，蔚县有村就有庙，据说有70余种之多。因此，除农历八月秋收大忙季节以外，基本月月有庙会，这些庙会的会期少则一天，多则十五天。除了庙会以外蔚县差不多日日有集。这些频繁的庙会和集日成为蔚县商贸最活跃的景象，会场和集市上日用百货、食品摊点生意兴隆，各种手艺人也在那时赶着出售他们的制品。

　　壶流河两岸浓厚的商业氛围，使得蔚县人比一般乡土中的村民具有更多的商业观念，眼光也经常会触及到乡土之外。民国年间，蔚县城内有名的经营京广杂货的“福恒永”“同德厚”“恒升义”，经营棉布绸缎的“文泰锦”“枝祥益”“巨义隆”等都跟外面做着零售和批发的生意。当年，仅蔚县城内的毛皮商号就达百余家，这些被当地人称为“毛毛匠”的从事毛皮行业的人多达半个城。一批又一批技术精湛的毛皮匠人被张家口的大商号聘请去当了经理、案头（皮货裁剪技术员），在张家口近八百家从事毛皮行业的人员中，有近两万是蔚县人。蔚县下平油村田旺高开设的“谦生义”皮号，从咸丰年间一直经营下来，蔚县许多村镇都有谦生义作坊，生产的羔皮八成销往山东。当年，济南皮货商们很多非谦生义货不买；“德巨生”皮号生产的皮袄、皮裤、皮坎肩等一直都是抚顺、大连、库伦、恰克图的抢手货；而“逯元昌”皮号生产的鼠皮、红狐皮、白狐皮、沙狐皮、黄鼬皮等细皮货甚至一直远销到了欧美。

　　受商业观念的浸染，各种民间手工艺很快就会被当地的商业意识所同化，融入经常性的商业活动中。费孝通先生曾经谈到手艺人的商业行为，在商品经济观念较发达的南方温州地区，手艺人筹划生计的意识更为主动，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这些漂泊异乡的手艺人和商贩同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相结合，就是艺商和农业的结合。本土的社会生活的状况影响着手艺人的制作行为和制品的属性，使这些民间手工艺品具有了商业性质，而手艺人本身也具有了一重商人的身份。

　　备物致用、物尽其用成为传统乡村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共同特点和支持乡间小手艺人与小型作坊长期存在的基础。就像蔚县的手艺人所经营的形形色色的小经济一样，都是就地取材，利用了当地最为廉价的原料。比如南张庄的剪纸、郑家窑的陶瓷、白河东的砂器、辛庄和西窑头的花盆、蔚县城纸店头侯氏制作的抄纸帘子、祁家皂的泥彩塑、佘家堡的柳编业等，所有这些在蔚县有名气的手工艺所用的无非是纸张、矿物、胶泥土、竹条、马尾、河柳等最低廉的原料，加工时所用的工具和设备也很简单，而且大多是由他们自己来制作的。他们用细致的工序和工艺流程尽可能多地容纳村堡中闲散的劳动力，生产出精美的手工艺品将其销售到更远的地方，支撑起他们日常的生活。

　　在蔚县的村堡里，手艺人们的商业观念中不自觉地恪守和延续着传统农业生产观念和经济伦理，手艺人的经济行为通常是自发的和不充分的，他们的商业活动受乡土观念的濡染总是带有农事文化的烙印和小农经济相对保守的一面。他们中的大多数，特别是真正生活在村堡中的也不大愿意舍家撇口地去外地经营。但是他们和自己的祖辈不同，他们也许不清楚自己所制作的东西代表着什么意思，但是只要是市场需要的，他们就会去做。在这里，民艺与经济融合，手工艺品的属性也相应地掺杂进商品的因素，更经常地乔迁到了城市和更遥远的域外。手艺人往往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三种身份兼有，而其产品既是民间手工艺术品的同时也成为一种尚能谋利的商品。

　　繁荣的商业颐养出这一方水土上的安居乐业，多地域文化的交融影响着蔚县古堡间的乡土手工艺不断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