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月来，疫情在上海、吉林等多地散发，网络上关于疫情的信息严重过载，出现舆论的“流动性过剩”，泥沙俱下，夹带了很多谣言。谣言的病毒式传播是加速度的，产生的溢出效应和负面冲击极大，在舆论场上带节奏，对中央要求的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产生很大干扰，不利于万众一心打好抗疫“动态清零”攻坚战。

　　谣言之所以能以假乱真，传得有鼻子有眼，有其内在奥秘，只有破解谣言生成、传播的内在逻辑，才能对症下药、事半功倍。谣言之所以产生，是因信息黑洞的存在。美国社会学家特·希布塔尼认为，谣言总是起源于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它是在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求一种答案。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曾对希布塔尼关于谣言的观点做了这样的概括：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这是一个乘法关系：假如重要性等于零，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谣言就不会产生了。谣言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人们信以为真，在真相没有抵达之前，谣言就是人们心中的“真相”。谣言并不能说服人，也不能征服人：它只是蛊惑人。

　　谣言并不需要证据，公众舆论的根据经常是印象而不是事实。当某一事件已经成为公众的心理事件，此时又没有真实信息的补给，谣言就出场了。等到谣言成为满天飞絮的时候，再有真相出现，为时已晚。也就是说，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了半个世界。卡斯·桑斯坦认为，谣言的传播是由社会“流瀑效应”和“群体极化”导致的。所谓社会“流瀑效应”，就是我们认识的大多数人都相信一则谣言，我们就很容易相信那则谣言。我们接受他人的信念，是因为自己对此缺乏相关信息。特别是当我们对某则谣言的内容一无所知时，就更容易相信它。当人们追随一些先行者或“领头羊”的言行时，社会“流瀑”现象就会发生；“群体极化”效应指当想法相似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会比交谈之前的想法更加极端。

　　疫情语境下，谣言极易滋生和传播，引发“信息疫情”。信息疫情往往与处于危机状态的人们对于风险的扭曲、失真认知有关。互联网编织起来的四通八达的信息网络，使得谣言传播甚为方便。因物理媒介的广泛互联，人们对疫情获取的信息量激增，但对于多数人而言，因为没有对等的信息鉴别能力，无法证实或证伪自己关注的信息，而凭借直觉捕获的信息，难辨真伪，容易引发心理恐慌，又进一步造成新的认知偏差。一则谣言从起飞到落地，不需要费多少周折，即可释放出巨大的信息噪音。

　　有三类人群容易成为谣言易感人群。第一类是青少年，他们缺乏知识积累、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是不实信息的易感人群。第二类是老年人，他们对新知识、新事物的敏感性和接受能力较弱，往往依靠积累多年的生活经验作为选择、判断信息的依据。第三类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群，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训练，这类易感人群对于谣言的鉴别、解毒能力会弱一些，也就容易被谣言和流言捕获。

　　对谣言进行“反制”是必要的，首先是要编织好法规的防护网。不管是谣言制造者还是传播者，也不论是出于何种动机，只要他们的现实行为违反了法律，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受到相应的惩罚。责任部门要加强对自媒体的管理，明确行业红线和底线，加强政策引导，强化自媒体的责任意识，解决自媒体责任缺位问题。

　　同时也需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没有人天生就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公众的媒介素养绝对不是像口红一样的装饰品，而是社会发展的“刚需”。此次由奥密克戎病毒引发的几个城市的疫情，是对公众媒介素养的一场前所未有的考试。媒介素养的提升，仅靠个人努力还不够，需要政府、社会以及专业机构，特别是专业教育机构的共同参与，合力推动。（光明日报 作者张涛甫，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