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一张与约定不符的证书，唐某与某教育咨询公司产生合同纠纷，而一份被忽略的聊天记录，成为厘清双方责任的关键证据。近期，涿州市检察院成功办结一起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通过依法监督，促使法院再审改判，错误判决得以纠正。

　　2023年，唐某和某教育咨询公司业务员在微信上沟通代办证书事宜，唐某向该业务员表达了自己想要办理河北省证书的意愿，该业务员在聊天时反复保证“河北的没问题”，还给唐某发了一张河北省的证书样本，双方迅速敲定了代办证书事宜。后唐某与某教育咨询公司签订书面协议，并向该公司支付16000元服务费。经过几次催促，唐某拿到证书，却发现证书不是河北省的，而是陕西省的。

　　“说好的代办河北省的证书，怎么给我寄来一张陕西省的证书？”唐某再次通过微信联系某教育咨询公司业务员，但该业务员称其已离职，并将该公司联系人及电话向唐某告知。唐某多次联系无果，遂一纸诉状将某教育咨询公司及其股东李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退还服务费16000元。法院经审理，认定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中仅约定代办证书，未约定证书所属省份，而后该公司为唐某办理了证书，双方因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终止。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唐某的诉讼请求。

　　这份看似“定论”的判决，在不久后进入了检察机关的视野。

　　涿州市检察院受理该案后，调阅该案诉讼卷宗，对书面协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进行全面审查，书面协议载明某教育咨询公司承诺为唐某代办证书，且保证证书真实有效，但未对证书的省份进行约定。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唐某曾询问该公司业务员“哪个城市的呀”“河北省呢”，业务员回复“你想弄哪个城市的都可以”，后唐某提出“要河北的”，业务员回复“河北的没问题”。该业务员的上述承诺系代表某教育咨询公司作出，证实唐某与该公司已经对办理河北省证书的事宜达成合意。微信聊天记录作为电子证据，能够反映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证明效力。

　　该院认为，某教育咨询公司未依约向唐某交付河北省的证书，而向其交付陕西省的证书，该行为构成违约，原审判决认定某教育咨询公司已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确有错误，遂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再审检察建议，经再审审理，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某教育咨询公司及其股东李某退还唐某服务费16000元。（文 杨少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