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云:写字是我最得心应手的“女红”

2018-06-07 16:27:34  来源:中国文化报  编辑:康凯   责编:董健雄

中华国学德育经典系列书影

孙晓云书国学经典·大学(局部)

  陈曦

  三岁开始写字

  孙晓云成名早,上世纪80年代即具有全国性影响力。作为当代著名女书法家,其声望不仅来自于持久的书法实践,还在于她在书法理论上所贡献的“一家之言”。这两年,孙晓云盼来了不用坐班的日子,终于可以埋头写字。作为南京的一张名片,南京人对孙晓云耳熟能详,连她自己都觉得,“我已经没什么可值得采访的了。”

  孙晓云的外公叫朱复戡,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书画金石名家。曾经,泰山刻石只剩下十三个字,没有人能恢复,朱复戡按照李斯的原文和剩下的十三个字,将泰山刻石的其他字形完全恢复出来了。他对古文字非常熟,过目不忘,当年被誉为“三代鬼”(夏、商、周)。“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挽救“国宝级”人物,还专门提到他。

  就像习武之家都得会翻几个跟斗,梨园子弟都会来几嗓子,孙晓云从小就学书法,看来也很自然。

  三岁开始写字,六十年笔耕不辍,如今的孙晓云,以“一本好书,一手好字”初步完成了她的使命:把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完整地继承、呈现并传承下去。在日复一日的笔墨实践中,疑问越来越多,这些疑问推动她不断深入探讨,对书画进行循本溯源,开始思考、体悟和寻找正确的书写方法,成就了一本独特的书法专著《书法有法》。而从2015年开始,孙晓云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另外一个大工程——小楷手书传统国学经典“四书”。她说:“ 我现在60多岁了,如果再不抓紧写小楷,写一些精致的东西,机会将越来越少,所以我还是有危机感的。”

  高中生“博导”

  孙晓云不喜欢自己过去的“成果”,无论是作品还是文章。展览上见到自己的字挂在那里,扭头就走,像做错了事。她不欣赏自己,一直在否定自己,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不是不自信,她恰恰是个很自信的人。“不自信的人,才恨不得别人天天夸自己,所有的自信都源于觉得自己还不够好,相信自己会做得更好。能好到什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

  外界对女书家的误读和偏见,也造就了她这股不服输的劲儿。1985年,三十岁的孙晓云,作品参加全国妇女书法展,评委们看了孙晓云的字,不相信竟然出自一个年轻女子的手笔。后来验明正身,确信是本人所作。曾经有一位香港收藏家看到孙晓云的字,很喜欢,希望买一些作品收藏。见到孙晓云本人,他一看是个女子,很意外,就提出让孙晓云当场写字,孙晓云就写了,这个收藏家才相信。说起这些经历,孙晓云很感慨,“书法太男性化了。尤其是行草,所需的果断、力度、大开大合的气场,都不是女性轻易所能把握。历史上女书家大都擅书小楷,罕见写行草书的”。

  孙晓云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也愿意下狠劲,后来做管理工作很多年,担任江苏省美术馆馆长、省书协主席,还是全国书法界的党代表,开阔了她的眼界和心胸。这些历练体现在书法作品中,形成了孙晓云刚柔相济、气度不凡的书风。

  当今社会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是,在享有了一定的身份地位后,学历往往也唾手可得。可孙晓云从没想过要给自己增添那道光环,她的最高学历一直是“高中”,这也不影响她在中央美院带博士生。她在《书法有法》的自序中写道:我曾考过两次大学,都泡了汤。没有大学学历,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很多事都为此受影响。好在并不影响我学习研究,并不影响我写字。提起这个“博导”,孙晓云却说,“我觉得头衔并不重要,你是博士、博导又怎样呢?华罗庚连高中都没有上过,照样成了数学家。我这些年一直信奉:不是看自己说了什么,而是看自己做了什么。我一直锁定自己的身份——书法实践者。我的实践,包括实践的理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是我的幸运。”

  “书法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孙晓云处事低调,平时不爱抛头露面。她说:“我就是一个平常的家庭妇女,不喜欢开会,不热衷社会活动,喜欢宅在家做家务,把字写好,和我要把饺子包好、把菜烧好,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书法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而生活中只要是需要动手的事我一定特别感兴趣。前几天在常州参加一个妇女活动,要切蛋糕,三层的,我看不得别人切,一把就把刀抢过来,我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切成一块一块一样大小,送到每个人的手里。书法是典型动手的艺术,所以最能吸引我。”

  孙晓云有个著名的书法“女红”的理论,即把写字归到“女红” 一类。她认为,每天都要写写字,这个感觉,就像打毛线、烧菜一样家常,成为自己最心安理得的事情。

  当然“女红”这个概念,取的是“女红”的心态、女红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女红的技艺。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二十世纪,女性获得了跟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各行各业都有优秀的女子。可是,在现代社会中,如何保持女性自身的特质和精神追求,却成了摆在现代女性面前的新问题。

  作为一个职业女性,孙晓云体会很深。她常年跟老人生活在一起,在家里她是贤妻良母,穿针引线、烧菜做饭样样拿手,在单位,在社会上,则跟男性一样承担着许多社会工作。在这样的双重角色中,孙晓云感受到现代职业女性的困惑和矛盾,她也看到很多女性顾此失彼,失了女子应有的本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孙晓云提出“女红”的概念。

  “我一直在想,女性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怎么样做才能过得踏实,过得心安理得,过得有寄托。有些领域和分工,从生理和心理上来看,并不是女人不愿做、不想做,而是不适合去做。女性能够发挥自己的强项,有男人没有的追求,有独立的精神,这就是‘女红’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倡所谓“女红”,并不是要求现代女性去学绣花,学编织,会烧饭,“女红”只是一种姿态——以最适合女性生理心理特点的生活方式,在家庭、社会中保持最舒适的位置。这是孙晓云对女性的理想,也是她努力追求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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